1-11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1014亿元

如果国家以及国家权力的支配者通过某种程序能够取代人民的话，他便成为事实上的主权者，其后果便是来源于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是可以不受宪法约束的，或者可通过国家目的任意决定宪法的性质(34)。

[20]刘政、程湘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115页。李鹏在2001年法制宣传日的讲话中曾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宪法，也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不得超越宪法。

三十年来，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宪法的法律性逐渐被社会各界接受并强化，主流宪法观念逐渐将宪法看作法律体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需要在法律系统内贯彻实施的规范。[7]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对于一定范围内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许可。要承认划分两者权限的实际困难，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范围与同级政府行使职权的范围，本身就有很多重合的事项，在这些重合的事项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行使职权的角度、方式和重点有区分、有分工，但是，这种区分和分工很难绝对化。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立法，如何界分法规与规章的权限，有的法律做出了明确规定，有的则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就容易出现两者权限不清的情况，特别是可能出现规章不适当地减损相对人权利，增加其义务的情况。

四是，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包括上位阶的地方性法规，针对某一具体事项，明确规定了应当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政府做出具体规定，这时，相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政府均应从其规定。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在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保护、民政、民族工作等方面，地方人大常委会有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同级政府具有行政管理的职权，而界定重大事项的标准又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同级政府在对上述领域的事项行使职权时，实际有交叉重合的部分，这个交叉重合的部分也就决定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具有共享的空间。(62)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第719页。

对基本权利主体的限制在五四宪法中也有明确体现，尤其是两次出现的剥夺条款。(31)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页。在1965年12月21日同艾思奇等人谈话时，毛泽东明确批评天赋人权：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这体现了权利主体的广泛性，但按照《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民资格若干问题的解答》(1953年4月3日)的说明，作为公民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能享有此种权利，除非完全服从(47)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法定手续改变其地主成份后。

(59)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2004年3月9日第2版。中共中央1953年7月10日的一份电文确认，农业贷款不贷给地主和富农是一项原则，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

无论是革命的战争还是革命的建设，它们都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精神指南和标志。具体而言，创设、承认和保护主观权利的法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选举与代表制度。实际上，在1949年7月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在回答刘少奇询问应当准备制定的宪法是否是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时，答复道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⑨已经清楚的表明，制宪所确认的革命胜利只是阶段性的，宪法将为继续革命提供动力。七、结语 回视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的宪法和政治实践，不断赋予宪法规范以社会生命力是一个发展趋势。

邓小平说：把全体人民改写为全体公民为好。因此，社会哲学总是要求公民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协调和适度。以主观权利为核心的宪法秩序，不执着于权利的道德争论，而是通过制度理性赋予基本权利以开放性，一切有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具体制度都纳入基本权利体系之中。(11)宪法序言中明确提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的目标，这种斗争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这样，通过基本权利，个人得依据自己的意志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国家必须按此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反思的角度可以无限多，本文主要从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出发，探讨其背后的观念与功能体系。

注释： ①[德]迪特儿•格林著：《现代宪法的诞生、运作和前景》，刘刚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具体到文本上，五四宪法在以下方面做了设计。

实际上，与其说是宪法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不如说是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成为了宪法的内在规定性。宣示的权利不等于现实的权利。(71)[德]齐佩利乌斯著：《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6页。某种意义上，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的防范对象和义务主体不是国家，而是个人。具体来说，国家有义务保障每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为完成国家建构的政治任务，宪法在整体上作为一个教育机制，对不同群体起到价值观的规训与统一功能。

序言规定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但何时算作社会主义建成，取决于以经济改造为基础的政治实践。它往往忘记了民权里的‘民是个体的活生生的人，而且，作为权利主体，还应当在自己与政府之间始终预设一种结构性的紧张关系。

这样的宪法就失去了维护人权的能力，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主体享有基本权利不是首先基于公民身份，而是因为政治上属于人民阵营。

(36)范进学：《五四宪法的立宪目的之反思》，《法商研究》2008年第4期，第27页。正是由于这种不该有的忘却，民权的政治浪漫主义往往以人民主权来解说民权，导致民权主体的虚置和民权要求的不能落实，乃至民主从‘民为主变为‘民之主，民权从‘公民之权变为‘政府之权。

(47)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参考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33)参见张龑：《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第138页。抛开道德立场不谈，保护权利往往是需要成本的。通过革命完成建国使命是五四宪法的一个重要功能，甚至说是首要功能。

但在五四宪法中，基本权利规范亦蕴含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强制色彩。在外形上，这种功能结构与德国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有近似之处，然而本质大不相同。

(5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五四宪法设计的是一套以主动守宪这种道德义务为核心的宪法实施机制，对于违宪的判断标准、判断程序、审查结果等几无顾及。

(51)[德]齐佩利乌斯著：《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页。在现代法治国家，言论自由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57)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既表明国家面临的新历史使命，也确认了治国与执政的根本依据。如果没有这样的请求权基础，就没有请求权。宪法应当承认个人的主体地位。原则上，在一个社会中，利益和观念的对立越极端，妥协就越难以达成。

(48)[德]费希特著：《国家学说：或关于原初国家与理性王国的关系》，潘德荣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这使得五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呈现出一定的权力色彩。

(40)是政治决定了权利与权利规范，而不是权利规范拘束政治。二是基本权利适用上的阶级观点。

这种法律规范构成了请求权基础。民主自近代登上人类政治舞台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广泛的支持和追从。